《 画风转变的三个契机》

2016-09-13 15:28:46来源：作者：老甲艺术馆

到画院以后，不知是年龄原因，还是环境的变化，使我感到自己完全是画界的局外人，见到众前辈和同辈们都伏案闯着自己的路，不禁使我手忙脚乱。过去那种悠悠哉哉想画什么就涂两笔，今天水墨明天线描，已不适应“形势”的需要。我这才开始认真冷静地思考自己应该怎样走。于是，我做了种种设想，同时向前辈们咨询，应怎样画，画什么好。最后觉得自己喜欢大笔大墨，画西藏题材可能更好。1979年与北京画院同事王明明跑到甘南藏区画了近一个月，（后来赶到的北京画院同事邵飞和吴茜两位女画家，仅画了一周便因身体不适而离开。王明明十几天之后离开）。不过，最后给我启发的倒不是藏民的宽袍大袖，而是那里的天地打开了我心中的窗户。只有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才能让人感觉到自然界的真面目；体会到天、地、人的关系。后来的草原之行；三峡之游；千里海疆之旅，完全扭转了我的着眼点。人在自然界里，既伟大又渺小。艺术家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，俯瞰整个地球。地球是一团气，地上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气，气就是生命。艺术应该反映传递这种气的运动——一种艺术感觉。

大泼墨恰恰能体现气的运动。1982年我画了《回来》这幅画。以半抽象的大泼墨形式表现往前奔去的牦牛群，题目叫《回来》，隐喻为大势已去，回不来的意思。此画在当时就算胆子很大了，这种“一团墨添俩犄角就是牛”（裱画师傅语）的画，那时中国美术馆很难见到。有的画家说，能展出这种画，领导也够开明的了。此画优缺点并存。墨的流动，画面气韵还是不错的，但我却觉得这幅画画得太“花”了。墨色变化太多；整体感较差。这一年，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另一幅大画《血迹》，重蹈覆辙，毛病更加明显，对我触动很大。仔细分析起来，虽然有客观因素，比如因为画大，画室不能观察整体，加之毛笔太小等等，但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对笔墨造型时只注意了笔墨变化（当时我认为笔笔都应有变化），而忽视了全局效果的把握。这种毛病在其他画上也有，因画小不容易察觉，一直被忽略。

怎么克服呢？若用西洋明暗皴擦的素描法就很容易奏效，但我反对这种直用。因为这种方法有碍笔墨趣味的表达，有碍气的流动。于是，我首先想到要降低水墨的浓淡层次；二是改变形象的架构，汲取中国草书造型原理，重新造型，要减而再减，概括再概括，使其变成既是笔又是墨又是形。用人物画试验难度很大，于是我又想到了马。遂连续到内蒙古写生，前几年秋我去内蒙正好赶上到处在套马，场面令人兴奋，令人激动。多美的雄姿，多壮丽的场面，多好的点线面的运动，回来就进行试验，画了一幅《套马图》，被文化部对外展览公司选中到罗马尼亚展览。他们觉得有点意思，我却感觉有点拖泥带水，力度不够。又画了几幅。一幅大画《巴特尔》参加了中日联展，这幅画上的马，我把马腿变成了两个长点并脱离马身，而以笔划形式独立存在了。当时就有人说“这恐怕不行”，我说试试。展出时此画被英国人买走。中国人有个毛病，外国人说好，那就不错。于是，我的画也就不错起来。

现在很多收藏我的画的人，大多要求表现套马的，实际上我花在画牛身上的精力，要比研究马多，但人们还是喜欢我的马。

把握契机抓住契机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所在的朝阳区文化馆的形势不变，我就不会到北京画院；如果我没有画出两幅“臭”画，也就不可能下决心“痛改前非”，改弦易辙，下大力气创造新形式‘如果我没到草原去，或者是去了没碰上套马，也许我的画就不是现在这样。当然还有很多如果……其实踏踏实实，勤勤恳恳地去画，去研究，去探索，老天不负苦心人，吃窝头总还是不难的（说句笑话）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996年1月2日